李政道先生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家中逝世，享年97周岁。

澎湃新闻记者从李政道先生代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王垂林等多位李政道教授友人方面了解到，李政道先生生前遗愿是安葬于家乡苏州。

李政道先生的夫人秦惠䇹女士1996年11月去世，后葬于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华侨公墓万隆墓区。秦惠䇹墓碑前的祭台上题有李政道悼念夫人的诗句：“竹神萧萧问秋风，君影茫茫去何处”。

8月6日，澎湃新闻记者从苏州市民政部门确认，李政道、秦惠䇹夫妇的墓地此前已选定在东山镇华侨公墓万隆墓区，秦惠䇹女士已葬于此处多年。

另据广州日报报道，李政道先生的儿子、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部讲座教授李中清表示，母亲（秦惠䇹）安葬在苏州，所以父亲的遗愿是与母亲合葬于苏州。今年11月，他将和家人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苏州，举行安葬仪式。父亲生前还表示，希望子女们继续为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1939年，摄于上海的李政道全家合影。照片中后排左三李政道母亲张明璋、左一李政道、左二大哥李宏道、左四二哥李崇道、左五四弟李达道；前排左一五弟李学道、左二六妹李雅芸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方面介绍，李政道，1926年生于中国上海，原籍江苏苏州。“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如果天堂有苏州十分之一的美丽，那就很好了”——这是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一次重游苏州时发出的感叹。对于海外游子来说，最思念的莫过于祖祖辈辈生活过的那片土地。苏州不仅是李政道祖辈的故乡，也是他曾经读书成长的地方。

△图为李政道教授回到苏中，与师生开展座谈会

△2000年李政道返乡赠予苏州中学的藏头诗

李政道1946年离开祖国，在阔别家乡26年后，于1972年第一次回国，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次回国，让李政道的人生除了物理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他每年把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用来帮助中国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他倡导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CUSPEA），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高水平的物理人才。

此外，李政道不忘关心家乡苏州的教育。除了担任苏州大学名誉教授，李政道于1985年在家乡苏州设立李政道奖学金，初衷是加快教育普及，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奖学金分三等，分别奖给苏州市获得全国高考成绩第一、二、三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理工科和文科各前3名。2015年，随着苏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李政道奖学金完成了最初的使命，于2015年终止。30年来，苏州共有29所中学的202名学生获此殊荣。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李政道至少七次回母校苏州大学访问讲学和指导工作。

1986年10月1日，李政道携夫人来苏州大学访问

1986年国庆节，李政道携夫人秦惠䇹女士应邀回校参观访问，与学校领导及部分校友座谈。在参观激光研究室时，李政道为母校的科研水平提高而高兴，欣然挥毫题词：“激光生彩，苏州增色”。次年5月，李政道回校接受苏州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96年11月，与李政道恩爱一生的秦惠䇹女士逝世。为了纪念夫人，李政道根据夫人“希望中国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能够利用假期跨学科地熟悉科学研究，多接触科学家，增进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了解”的遗愿，召开家庭会议，宣布用全部存款设立“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

1998年1月，李政道和家人用私人积蓄设立了“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䇹政基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为第一批试点学校，开辟了本科生暑期进行跨学科科学研究的新途径。遵照秦惠䇹女士遗愿，“䇹政学者”应不少于一半为女性。随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2000年）和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加盟该基金项目。

五句话读懂李政道

美国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著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旧金山逝世。“李政道”这个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消息经由新华社播发后，传遍了大江南北。

李政道和浙江有深厚渊源。1942年，李政道曾先后在常山临时中学、赣州联中求学。赣州联中是由时任嘉兴秀州中学校长顾惠人等人在抗战烽火中创办的。1943年，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跟随束星北、王淦昌等老师开始学习物理。1991年，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创办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句南宋词人蒋捷的词，是李政道生前十分喜欢的。如今，他在流光中与世人告别，与他所热爱的物理告别。笔者选取了他在不同阶段说过的五句话，追思之余，也试从其中探寻李政道传奇人生中的“正道”。

李政道 图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

“机遇”这个词，似乎离李政道很远。1926年出生的他，遇到一个战火连绵的时代，一直到去美国留学前，也未取得任何一张正式的毕业文凭。

1945年，当时的民国政府要派人前往美国学习，领头的是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和化学家曾昭抡，每名科学家可以带两名助手。当时年仅19岁半的李政道入选，成为了吴大猷的助手之一。

多年后，吴大猷回忆说，选择李政道没有丝毫犹豫，因为“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可以想象，李政道流落江西赣州时如果没有爱读书的习惯，也许就不会读到《普通物理学》这本书，对物理学产生深刻的认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如果没有经常上门去吴大猷家请教问题，主动要求做一些有难度的物理学习题，让老师认识到他的天赋和勤奋，这样的机遇，也许就是别人的了。

把握住机遇的李政道，同时也“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年轻人”。在他看来，从某些方面讲，从1979年到1989年，由他发起并参与实施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比“宇称不守恒”研究更有意义。

机遇可遇不可求。当暂时看不到机遇时，李政道始终保持耐心，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情，当机遇真的来临时，更是敏捷地抓住了它。

李政道申请转入物理系的报告、国立浙江大学关于学生李政道转系申请的审批单 图源：“浙江省档案馆”微信公众号

二、向还没有开辟的领域进军，才能创造新天地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李政道的博士导师是物理学泰斗、量子场论的创始人之一费米。在选择博士论文方向时，费米教授给了他两个题目。

不过，李政道并没有领导师的好意，他觉得，在费米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个题目，他无法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于是乎，出题后一两周，李政道没有任何进展。面对这样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费米教授没有表示不满，反而选择转换身份，让李政道来给自己讲课，两人在深入探讨中激发出了更多深邃思考，也让这位来自东方的年轻人，对于学术研究有了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科学研究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在学习中传承前人的成果，在思考和提问中开辟新的领域。对于学问之道，李政道直言：“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正是秉持“向还没有开辟的领域进军”的执念，李政道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发展，更加呼唤从0到1的首创和起源、从1到N的增长和扩展，期待更多开辟新领域、创造新天地的原始创新。

瑞典国王给李政道颁授诺奖 图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三、做科学工作就是我的呼吸，也是我的一生，也是我的享受

可能是对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往事刻骨铭心，李政道对来之不易的安定环境格外珍惜。

1956年，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季羡林之子季承在谈及李政道发表大量论文的秘诀时说，要说秘诀，那就是抓紧人生的分分秒秒，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勤奋刻苦，永不停止。

白天有其他工作，那就深夜研究。需要出差，那就在路上研究。实在疲乏，那就睡一两个小时再研究。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李政道丝毫没有停止研究的脚步。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了一项对孤子星的系列研究，即使已步入常人的退休之龄，仍然活跃在学术最前沿，拓宽人类物理学的知识边界，同时也在科学工作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和享受。

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李·鲍林格曾如此评价在校工作近60年的李政道：“在每个重要方向，他无比卓越的贡献代表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学术界的最高水准。”

旁人眼中的辛苦与荣誉，在李政道眼里如同呼吸一般平常。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物理学界的新星如潮涌现，中坚力量的接力棒也多次交接，但李政道始终坚守。

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择一业而终一生”似乎已经过时。在节奏快、变化多、选择广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找准属于自己的定位，“静心”与“深耕”这两个词是李政道留给年轻人的答案。

李政道 图源：“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四、只要能给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我个人牺牲些时间，甚至做些“收发联系”一类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1972年起，李政道多次回国访问讲学、建言献策，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李政道每年将大量时间花在了一手创立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之中，“收发联系”的工作甚至成为了他的日常。

比如，他为学生和志愿学校之间进行协调，给上百名学生做起了专职“留学中介”；又如，他与美国各高校物理系写信联系，向多所学校发出了项目邀请函；再如，他给国内各部门负责人写信，讨论了很多项目实施细节，并为学生们争取到了校方的补贴……

李政道发出的信件曾塞满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周边的邮箱，因此他和夫人、秘书三个人不得不用手推车装满信件，运到更远的邮局去寄发。

李政道儿子李中清觉得，父亲在处理和学生的关系上有种非常纯粹的责任感，“他对CUSPEA学生未来的去向很关心，对他们始终抱着负责的态度。就跟他对国家抱有的那种责任感一样”。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李政道，对国家命运有着深深的牵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年轻一代打开更广阔的科学大门，“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

1984年5月18日，李政道（右一）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作学术报告 图源：新华社

五、一个人一生做事，要忠于自己的事业，要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李政道曾在多个场合引用杜甫的这句诗。在他看来，相比于物理学研究带给他的乐趣，其他的名与利其实都是浮云罢了。

1957年，在进行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时，李政道引用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如来斗法的故事。他说：“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佛陀的指尖，我们距离绝对真理仍然非常遥远。”

和徜徉在物理的真理海洋中相比，诺贝尔奖或许只是李政道人生中的一个注脚。正如2003年，李政道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作报告座谈会，在回顾和评价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科学生涯时所说：“这个世界永远给你新的问题，你考虑这些问题，就可以忘记其他的普通的事情，如买菜。所以说物理是我一生的一个追求和支柱。”

观李政道一生，这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天才探索宇宙之道的故事，更是一颗赤子之心做“人生加法”的故事。

故人已逝，“正道”永存！

李政道生前每次回国都会谈这个问题，并留下了一句名言

自20世纪70年代起，李政道致力于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当代科技和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在此历史进程中，李政道每次回国，都在不同层面、通过多种方式宣讲、阐释他关于基础科学的看法、观点和思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基础科学观，并在实践中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基础科学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

本来，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及其持续发展的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有特殊性。自西方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就被当成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工具，中国人普遍接受并强调了科技的应用功能和价值，也就是其工具价值。但是，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等更为根本的深层次问题比较忽略，基础科学因其一时的“无用”而遭到冷落甚至质疑。

李政道之所以在中国反复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在与国人的交往实践中敏锐而深刻地体会、认识到了上述这个根本问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李政道在1972年9月第一次回国时就注意到国内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忽视与偏见。1974年5月第二次回国时，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呈送了著名的《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提出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议。李政道认识到，在中国，要从道理上讲清楚并让人接受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从那时起，李政道以后每次回国，都要在不同场合、不同层面、通过不同方式谈到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基础科学观。

对于李政道这样的大科学家来说，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无须证明的。但是，要纠正国人已经形成的某些片面的、狭隘的看法和观念，那就必须从道理上讲清楚，而且要让普通人听懂并接受。为此，李政道选择了从常识的视角，用打比方的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的不可或缺性。李政道认为，要让科学界之外的普通人认同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最好用大白话、用形象的比喻、用打比方的方式去交流，效果会比较好。他不断地寻找贴切的比喻，用更加有说服力的生活事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是李政道论述基础科学重要性的一大特色。

据李政道回忆，“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他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是不会有鱼市场。” 这其中的“水·鱼·鱼市场”理论最为形象，李政道讲得也最多，因而也最为有名，最为深入人心。李政道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 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三者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还经常用“浪头”作比喻，以此形象地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他说：“科学研究就像海洋里的浪头一样，一个浪、一个浪地过去。当一个浪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其下一步必定要下落，然后新的浪头再出来。所以，你只看见别人浪头高，就一味地跟着去追，而自己不去找新的、将成为巨浪的新浪头，结果人家的浪头下去了，又去做别的了，你还在跟着别人走，这样永远不会发展、不会发达、不会领先。你要发达，你必须要自己找到新的浪头，看准新的浪头是从哪里开始的，在它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时，最好在它刚要开始的时候就将它抓住，使它达到最高峰……无论是过去的工业社会，还是在目前步入的信息社会，无不得益于不断达到最高浪头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一‘源头’。” 应当说，基础科学是“源头”的思想观点，是李政道阐述基础科学的特殊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主线。

二、正确认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

如果说用“打比方”的方式是为了让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那么，揭示现代科学体系的本质特征，特别是深刻阐明基础科学的特殊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科学的辩证关系，则是李政道基础科学观“由浅入深”的必然过程。李政道说，“科学技术分为几部分，一是基础科学，一是应用，然后再到生产，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从基础科学发展到科技应用，从科技应用再发展到大量生产，最终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这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没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后来成了李政道的名言之一，他在多种场合都大力阐发这一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

李政道认为，基础研究相当于一个“总机关”，“总机关一动，下面的整体就要发动。在你发动总机关时，并不能完全预料到结果。但你可以知道，这个总机关是操纵一切的东西。” 后来他在清华大学做演讲，对基础科学所起的“总机关”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进一步阐述：“等于说基础科学是一个‘总开关’，先掌握住科学的基础规律，就掌握住了这个总开关，它一动才发生了所有的科技应用，从科技应用再大量影响人类社会文明。”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商品经济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有人质疑基础科学研究的用处。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李政道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了回应，他在199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好比有了水以后，不能保证一定有鱼，但也许会有虾，也可能是螃蟹，都是可能的。做基础科学研究时，你就把规律掌握住。基础规律掌握住了，总是有用的。但是在最初发现某一规律时，要说以后具体应用在哪里是很难预料的。” 李政道特别强调要有战略眼光，发展科学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和需要，“在所有基础科学研究过程中，在没有完成研究，没有了解这些基本规律时，我们不可能预测以后应用的广泛性，甚至也不能预料如何应用，但是可以断言，21世纪的新科技成果和文化，必然是建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 从今日中国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李政道的上述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当前，中国科技整体实力逐渐增强，部分领域正在“并跑”甚至“领跑”世界科技前沿，正是得益于中国政府给予了基础科学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李政道还从国家科技体系建设的角度，强调国家科技体系必须完备，即便是重点发展应用科技，也要有基础科学与之配合，否则国家科技体系就将非常脆弱，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说：“一个国家科技强盛，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否则会不堪一击，而且没有后劲。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着重于自然界规律的研究，后者着重于将基础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但是它们作为科学是相通的，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甚至研究使用的仪器设备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更重要的，它们都要求高素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人才，而这些人才主要的还要在基础研究过程中培养。” 显然，李政道这一基于深入研究而提出的具体的政策建议，对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基础科学的发展之路

李政道不仅从一般学理意义上阐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还注重从历史经验的角度，阐明科技发达国家是如何发展基础科学并恰当处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的。李政道选择了自己所在的美国以及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他回顾了美国和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之后指出：“日本在早期比较穷困的时候，是比较注重基础研究的。这和其后来科学上的成功，以及工业上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在国家穷的时候，要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呢？那是因为支持基础科学所需的经费比较低。” 在做了详细的论证后，他进而专门总结了日本发展基础科学的经验：“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日本从20世纪初的发展早期到现在，都是很注重基础研究的，而且非常成功。日本的科技人才几乎全部在日本接受训练，几乎全部在日本工作，也造就出了许多世界一流人才。” 而美国的情况则不同于日本，“美国早期根本不注重基础”，原因在于“美国起步的时候，和西欧关系密切，工业技术已经有一定发展……二次大战后，西欧受到战争的破坏，才促使美国重视基础研究。” 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很不一样，但近期情形则一样，那就是，两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经费的比例，近期也都基本保持在15%、25%、60%左右。” 从不同的发达国家发展基础科学的不同历史道路和经验中，总结出发展基础科学的共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之路显然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不过，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不同，因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道路自然也不能刻意模仿别的国家。因此，李政道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日、美不一样，要走自己的路，应该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战略。他表示，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国情来制订科技发展战略。“美国和日本从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到差不多的状况，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把人家的经验借过来，加以研究，为我所用。关键是要处理好基础、应用、开发三方面研究的关系。经费的投入大致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协调地发展。”

李政道不仅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中国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线，他还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21世纪基础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建议，也就是“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20世纪和21世纪研究的关键性区别，我认为研究方法是重要一端。20世纪的基础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征是‘归纳性’。也就是说，大的是由小的组成的，把最小的找着，研究清楚，就可了解大的。这就是归纳性。人类在21世纪的科学研究面临非常重大的挑战。重要的一项，是我们对宇宙整体的了解……一定要将小的与大的联系起来，这个方法可称为‘整体性’……‘整体性’应是21世纪科技研究的重要方法。” 应当说，从当前基础科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来看，李政道关于科学研究要有“整体性”的观点是极具前瞻性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政道几乎每年都回国，有的年份甚至多次回国。2010年以后，李政道因身体原因不适宜长途飞行，再没有回国访问，但与国内方面仍保持紧密联系。数十年来，李政道每次回国不仅在事关基础科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上向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而且在全国各地不同层面宣讲自己对于基础科学研究及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的看法、观点和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肇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何改革、怎样开放，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都需要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汲取新的思想资源。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全新的伟大事业急需向全世界“借智”，而积极听取、吸收海外华人杰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相关领域的先行先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和选择。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的看法、观点和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广泛认同，在实践中产生巨大影响，正是时代呼唤的结果。实践证明，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需要的，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献策的分量，实现了良性循环。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苏州大学 江苏省苏州中学 杭州日报 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