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1933年5月3日－），生于纽约，美国物理学家，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Four golden lessons》是Steven Weinberg发表在Nature-scientist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温伯格为即将进入科研领域的研究生总结了四条箴言，是科学大师温伯格近50年科研生涯的感悟和总结。

一、没人通晓一切，你也不必如此

我取得学士学位的时候，距今已经很遥远了。那时，物理学文献对我来说，就是一片广阔而未知的海洋。在开始任何研究之前，我都想仔细研究它每个部分的内容。因为，如果不知道这个领域的都已经做过的每个研究，我又如何能开展研究呢？幸运的是，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运气很好。尽管我满心焦虑，但却得到了资深物理学者们的引导，他们坚持认为，我必须先开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获取相关的知识。这就好比游泳，要么选择淹死，要么奋力游过去。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这样做真的有用，我很快便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尽管拿到博士学位时，我对物理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确实学到了一个重要道理：没人通晓一切，你也不必如此。

二、向混乱进军，因为那里才大有可为

如果继续用游泳来打比方，我学到的另一个重要道理就是：游泳时不想被淹死，就应该到湍急的水域去练习。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时，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想去研究广义相对论，而不是我本人研究的专业粒子物理学。他的理由是，前者的原理已广为人知，后者却好似一团乱麻。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恰好是做出相反选择的绝佳理由。粒子物理学还有许多创造性工作可以做，它在上世纪60年代确实像一团乱麻，但从那时起，许多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逐渐厘清这团乱麻，把一切（几乎一切）纳入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叫做“标准模型”的理论。所以我的建议是：向混乱进军，因为那里才大有可为。

三、原谅自己浪费时间

我的第三条建议或许最难被接受：那就是原谅自己浪费时间。学生们只被要求回答教授们（当然，不包括残忍的教授）认为存在答案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否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无关紧要——因为解答这些问题的意义只为了让学生通过考试。但在现实世界中，你很难知道这些问题是否重要，而且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你甚至无法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有解。二十世纪初，包括洛伦兹（Lorentz）和亚伯拉罕（Abraham）在内的几位重要物理学家试图建立一个电子理论，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为何地球在以太中运动所产生的效应为何无法被探测到。我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在试图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当时，没人能提出一个成功的电子理论，是因为那时还没发现量子力学。直到1905年，天才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才发现，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运动对时空测量的效应。从这一思路出发，他才创建了狭义相对论。你永远也无法确定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是正确的，所以你花在实验室或书桌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浪费掉。如果你想变得富于创造性，那你就应该习惯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创造性，同样应该习惯在迷路在科学知识的海洋里。

四、学习科学发展史，至少你研究的领域要了解

最后的建议是：学习科学发展史，至少，你研究领域的历史要了解。最起码，历史可能为你自己的科研工作提供一定帮助。比如，过去和现在的科学家们常常会因为相信像培根（Francis Bacon）、库恩（Thomas Kuhn）、波普尔（Karl Popper）等古代哲学家们所提出的过分简化的科学模型而被阻碍。而挣脱古代哲学家思想束缚的最好方式，就是了解科学发展史。

更重要的是，对科学史的了解可以让你更加清楚自己工作的价值。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变得富有；你的亲戚和朋友或许也永远不会懂你在做什么；更进一步，如果你在像高能粒子物理学这样的领域工作，你甚至无法获得做那种立竿见影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你的工作是世界科学历史的一部分，你就能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回望百年前的1903年，谁是英国首相，谁是美国总统都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看来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和索迪（Frederick Soddy）在麦吉尔大学揭示出了放射性的本质。这项工作当然有实际应用，但更重要的却是其中的内涵。对放射性的了解使得物理学家终于能够解释，为何历经数百万年后，太阳和地球的内核仍然炽热。从前许多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认为太阳和地球有着极为巨大的年龄，这就消除了科学上对此最后的异议。自此以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要么不得不放弃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教义，要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理性毫不相干。从伽利略到牛顿，再到达尔文，再到现在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地削弱了教条主义的禁锢，而卢瑟福和索迪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步。当今，只要随便阅读一份报纸，你就会知道这项任务还未完成。不过，这是一项令社会文明化的工作，科学家应该为此工作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