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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欢饮，入席时初次谋面的人照例被隆重介绍。介绍到我时，说：“这是政法大学的博士。”对面立即有人热情响应，端起酒杯，做敬羡不已状。

听到“博士”两个字，忽然感到一丝气馁，觉得这两个字颇为羞辱。在中国，博士早已车载斗量，何足道哉。何况，虽有博士头衔，谁敢扪心自问“我确是‘博士’吗”？

当初站在校长面前，看他将我的博士帽穗从一侧移至另一侧，也曾生发出一种喜悦感。如今细细想来，却隐约感到不安。

曾经戏言，再过五年，把王府井大街南北口一堵，挨个问，都是博士。在凯歌高奏文凭“大跃进”当中，博士队伍迅速扩大，浩浩荡荡，集团成军，产出速度和规模堪比海啸。

根据教育部2010年年底统计数据，2000年毕业博士1.1万人，到2009年已有4.9万人，翻升近5倍；从招生人数看，2000年招收博士生2.5万人，2009年竟达到6.2万人，增长2.5倍。仅2009年，博士学位授予数就高达4.7万人、在学博士生24.6万人。（编者注：2009年毕业博士人数和博士学位授予数不一致，不知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

几年以前，我国博士人数跃居世界第三位，次于美国和德国。如今超德越美，成为世界第一，俨然“中华人民博士国”矣。

2010年研究生招生数目继续扩大，其中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生扩招2.5%。这些数字，连海峡对岸都看得傻眼。台湾《旺报》10月26日转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蓝云之言，称与美国大学相比，大陆招收的博士生“人数多得不可想象”。这在美国大学是不可思议的，像德州理工大学3万多人，一年毕业的研究生也才200名。

我曾问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了解其博士生招生规模，得到的答案让我稍感惊讶。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每年拟招收博士生十人，但招考难度大，不但需要通过笔试，还要进行学术水准评估以及口试。许多人知难而退，不敢问津，因此常常不能招满十人，一般招收五六人而已。

在台湾大学读博士颇不容易，需要满足严格条件才能毕业，比如至少要到外国留学九十天以上，还要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毕业论文的水准要求很高，绝不可能蒙混过关，因此从入学到毕业一般要经过六年到八年的时间。

在台湾，一般有志于学术的才会报考博士，官场人士的博士比例不大。其中有些是学而优则仕，在学界成为知名教授、学者之后，被延请、任命为部会首长，如林山田教授、翁岳生教授、苏永钦教授等；或者自己投身政治，参加选战，马英九就属于这一类。为了仕途前程而到大学混一个博士学位的，即使有，恐怕也寥若晨星，与中国大陆的情形决不相侔。

中国大陆博士生数量庞大，这种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一味扩招，造成每年博士多则多矣，学术水平和品质却不见提升，甚至有所下降。

以法学为例，本来博士论文需确立一个命题，但几乎所有论文都只有主题没有命题，在某一主题（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之下，将主题涵盖的内容方方面面都写到。其中当然少不了外国资料和历史沿革的铺陈，篇章结构往往都是教科书体例。通读全文，字数不少，黑压压密麻麻，就是看不到有任何创见。

这也就罢了，有人还会拿论文集似的博士论文去蒙取学位，题目十分空泛，内容浅陋可哂。即使这样的所谓博士论文，也都能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都是友好委员构成的，即使交来的是一坨屎，也都能被评定为合格。

如今博士学位的取得确实容易，在校生三年能抱得博士证书出门，在职生一般也能在四年以内胜利毕业。

本来一些学校确定了取得博士学位应在一定规格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于是有门道的学生就去拉关系、肯出钱的就去买版面。一些学校见学生不容易达到毕业标准，就降低标准，放低门槛，于是乎智愚贤不肖，皆大欢喜，毕业时都可以跳着脚向空中扔方帽了。世上无难事，才滚锅冒泡似的涌现满坑满谷的博士。

博士之所以泛滥，原因在于我们忘记了博士生培养属于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培养博士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术人才而不是各路豪杰。

曾听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谈起，他的导师田口守一教授担任教授已经三十年，只招收过四个博士生。换了中国，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我们往往忽略的一个常识是，博士文凭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普及。这个社会实际需要的博士根本就不是每年要千取万。如今博士成群，每天在校园里到处施施而行，有时蜂拥而过，到了找工作的时候就难免要愁得眼眉直往下掉毛。

不照顾社会需求胡招乱招，小则连一些自视甚高的学生也惊觉理想的工作已经没那么好找，大则使我们成为低劣文凭泛滥的大国。

我们早晚有一天将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博士吗？

来源：转载自墨香学术，原载于《规范刑法学》，原标题《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博士吗？》。作者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内容仅做学术分享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涉及侵权等行为，请联系我们删除，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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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博士”这两个字让我感觉颇为羞辱